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出一条能够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中国道路。除了要借鉴国外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共性经验外,更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滋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环境保护习惯倡导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相契合,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文化资源。因此,如何充分挖掘环境保护习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更好促进环境保护习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MZ120)的研究成果,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雷伟红所著的《环境保护习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研究:以丽水市、恩施州、黔东南州为考察对象》一书,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求,融合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着力探讨环境保护习惯为何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价值的新问题,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和实践经验。
环境保护习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价值
鉴于环境保护习惯和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内含多学科知识体系,探索环境保护习惯为何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促进价值的本源问题,须将生态人类学、法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融合为一个逻辑清楚、意义清晰的分析和叙事话语体系。
首先,作者运用多学科知识合理界定环境保护习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并对其类型化。将环境保护习惯界定为各民族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实践中自然形成或议定产生的保护环境所要奉行的行为规范,由观念层面、行为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构成的有机体,内容为尊崇自然关爱生命、合理巴比伦娱乐场自然和保护自然规范。将生态文明界定为人类能动地改造和保护自然,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重和谐目标而获得的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为实现生态文明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由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生态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目标责任体系建设和生态安全体系建设构成的互相联系、互为支撑的有机统一体。
其次,作者运用多学科知识论证环境保护习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作为本土传统的法治和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习惯具有超长价值性。作者运用生态伦理学知识,陈述环境保护习惯中蕴藏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财产,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中生态价值观念的培育提供精神养料;运用制度经济学和生态学知识,阐述环境保护习惯中蕴含的稻鱼鸭共生习惯、惠明茶习惯及其文化,为生态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有机农业、无公害茶叶等特色生态产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为生态经济发展和壮大提供有效的资源;运用生态学、伦理学、法学知识阐明环境保护习惯中蕴藏着维护生态平衡和稳定,维护物种的多样性,以内在自律性和外在他律性结合方式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实效性强的环保规范。这些足以说明,环境保护习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支柱、物质基础和制度规范,从而揭示其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支持促进作用的历史必然性。
环境保护习惯还通过塑造信念、支配情绪与认知、影响动机与行为、传统衍生蜕变出现代的方式,作用于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充分发掘、巴比伦娱乐场及发展环境保护习惯,有效解决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生态意识不强、生态经济效益不高和生态法治实效不佳的难题,揭示其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支持促进作用的现实可行性。
环境保护习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作者通过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形成以系统论、田野调查法、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规范分析法等融为一体的方法体系,精准地提炼环境保护习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例如,作者运用系统论,将环境保护习惯和生态文明建设当作两大彼此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系统,其内部又细分为由各要素组成的子系统。从结构功能入手,创建环境保护习惯子系统对生态文明建设子系统产生促进作用的三大路径。作者采用区域研究方法,以丽水市、恩施州和黔东南州为田野调查点,从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出发,提出以下富有建设性的促进措施。
首先,要继承和提升观念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促进生态文化体系建设中生态价值观的培育。观念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蕴藏着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生态观,体现人与自然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特性,与生态文明具备生态价值观具有共通性,但因其存在着不成熟性和非系统性的局限,需要将其科学化、理论化和系统化,促进其从生态自发性走向生态自觉。要弘扬生产生态化意识,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传播一种将生产活动与生态保护相融合的理念和价值观,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生产过程应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培育绿色生产方式观;发扬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等生活生态化意识,培育绿色生活和消费观;采用活化、固化和转化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养成崇尚生态文明理念新风尚,提升民众生态文明意识。
其次,要创新发展行为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促进生态经济体系建设。例如,在特色生态产业发展上,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要实现惠明茶习惯促进惠明茶产业绿色发展的目标,就要遵循生态文化与经济协同可持续发展原则,继承惠明茶经销习惯,养成惠明茶种植管理生态化习惯,形成传统与现代统一加工习惯,提升惠明茶产业生态、文化和经济效益。在生态旅游经济发展中,传承发展稻鱼鸭共生习惯,充分发挥其生态、文化和经济效益,促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推进旅游经济发展。
再次,制度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要与环境法协同,促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制度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和环境法要以对方和生态文明理念为镜鉴完善自我。制度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要借鉴环境法成文化和规范化特色,发扬平等参与互惠原则,打造灵活管用简约特色,丰富自身内容。环境法借鉴制度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要注重整体主义思维、实行跨区域联合立法和由专门机构执法等特色,在立法上引入整体主义方法论,实行流域立法和综合性立法新模式。执法上要合理配置环境行政执法权,实行由生态环境部门统一执法和与其他部门协同的机制。在司法上创建以预防优先、处置合力、司法指引和生态修复四位一体的环境资源司法工作机制。在法律多元主义和善治理论指导下,制度层面的环境保护习惯和环境法协同,发挥各自功效,构建高质效二元规范分工合作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