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涉及人数最多的案件

“我从单位手里买的房，怎么就成了违建被拆了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某凤时，她跟我们反复述说的话。在谈到自己花费半生积蓄购买的房屋一夕之间被夷为平地时，她频频拭泪，数次哽咽，令我心中也似塞了石头般沉重。

跟王某凤有同样遭遇的还有40多人。2020年元旦刚过，王某凤等人就他们与北京某镇政府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行政赔偿等127起案件申请监督。

这是我从事行政检察工作以来，遇到的涉及人数和关联诉讼最多的案件。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厘清法律关系，我们深入北京、山西等地调查核实，拨开案件迷雾，最终使历时十多年的纠纷浮出水面。据查，涉案房屋的建设者系山西某集团公司组建的文化公司。2001年，文化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在北京某镇文化艺术园集体土地上开发建设了10栋教学楼及5栋家属楼，并于2004年起将家属楼房屋陆续出售给集团公司员工及亲属。2008年，镇政府将涉案房屋所在地块转让给某培训学校用于大学城建设。2009年，培训学校委托文化公司以购房价格的1.6倍回购已出售的家属楼，但王某凤等购房者不同意回购协议，部分房屋未完成回购。2010年起，涉案房屋被断水断电断暖，申请人自行买水、买发电机，继续在房屋中居住，并开始组织上访、诉讼维权。至2018年2月，因涉案房屋一直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某镇政府将房屋强制拆除，各方矛盾全面激化。

127个案件因申请人撤回监督申请终结审查

面对如此棘手的群体性案件，我们最初也犯了难。在这45个申请人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就有十多个，房屋被拆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有些申请人感慨：“当初买房就是为了在北京养老”，如今房子没了，憧憬的美好生活成了泡影，无数次无功而返的维权也让心灵伤疤越烙越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房价大幅上涨，申请人对房屋价值的预期越来越高，加之北京从2010年起开始实行限购政策，重新在北京买房已变得困难重重。面对这些申请人，如果我们不支持监督申请，将把矛盾推向社会，触发一系列的风险隐患；而支持监督申请，因涉案房屋系“违建”的事实存在，也无法实现申请人对房屋价值赔偿的期待。

为实质性化解这一行政争议，我们及时向院领导进行了汇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祥阳，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张际枫对该案高度重视，带头办案，亲自接访。考虑到案件纠纷的根源在于文化公司“违建”，应当承担出售“违建”的责任，我们提出了行政争议民事化化解思路，通过解决源头“违建”民事纠纷，促进“拆违”行政争议的一揽子化解。

十年心结难解，争议化解工作在初期遇到了部分申请人的抵触，涉案企业对此也消极应对，与我们玩起了“躲猫猫”。为了把水火不容的涉案各方拉回到谈判桌，对于申请人，我们耐心地开展释法说理，先后拨打和接听电话300余次，“屏对屏”听取意见和释法说理132人次，回复微信近3000条，办案团队6人先后两次10天专程赶赴山西上门接待，让申请人感受到了“检察温度”，赢得了理解与信任；对于涉案企业，我们积极寻求属地政府支持，从破除企业发展障碍入手，经过与行政机关、涉案企业九轮磋商，主导涉案各方从分歧走向了合作。最终，45名申请人与文化公司达成和解，2044.5万元和解款项足额到账，127个案件因申请人撤回监督申请终结审查，一场跨越两代人、影响三代人生活的纠纷终于结束，实现了案结事了政和。

阳光照在他们脸上，也照在我的心头

时隔半个多月，我再次来到山西。在和解协议签订现场，曾经那些愁苦不甘的脸上已露出轻松愉悦的笑容。“这十多年我们遭遇了太多的白眼，丧失了太多的尊严，连死的心都有了。现在能够有尊严地解决问题，这是最好的结果。”申请人激动地说。“多亏了检察机关，我心中长久放不下的事儿今天终于放下了。”这一刻，阳光冲破重云，照在他们脸上，也照在我的心头。从这一刻起，我对“为民司法”有了更为深刻具体的感悟，它是检察人不敢忘怀的初心，亦是肩头沉甸甸的责任，这责任因承载着千万人殷切的期盼而沉重。

办案就是办涉案百姓的人生。这是行政检察人镌刻于心的神圣使命，亦是我们勇敢前行的不竭动力。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新的期待，行政检察人将以求极致的精神，用行动去回应百姓的正当诉求，传递法治正能量，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讲述人：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王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