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侯马市检察院 任育瑶

今年3月，我们院在法院设立“检察机关便民服务点”，我是服务点的值班检察官助理。这个服务窗口“开张”没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村民的求助电话。

一通求助电话

3月9日下午，韩女士来电咨询，称其父母年事已高，但赡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希望检察院能够提供帮助。

第二天，冒着蒙蒙细雨，我和同事来到了韩女士父母家。韩女士的母亲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韩女士是长女。大儿子已在本村娶妻，二儿子两年前去世了，韩女士和妹妹嫁到了外村。此外，我们还了解到，两位老人除了国家发放的每人每月100余元的养老补助金和村里发放的每人每年200余元地租金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老伴患有脑梗、偏瘫，我也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前段时间住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需要子女照顾日常生活起居，提供生活费和医药费。”老人说，大儿子既不出钱也不照顾父母，二儿子去世后，二儿媳以无赡养义务为由拒绝照顾，只有两个女儿每天轮流照顾老人，但她们居住在外村，每天两地奔波，实在分身乏术。前不久，二儿媳又提出让老人搬离现居房屋。村委会和乡司法所多次调解，但收效甚微。

未解开的“心结”

了解完情况后，我们认为，要妥善解决韩女士父母的赡养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先确定老人现居房屋的所有权归属。

经查证，该宅基地的使用权登记在韩父名下，房屋所有权归属于韩父。这一结果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在与二儿媳的通话中，我告知她，虽然她曾与二老长期住在一起，但房屋所有权归属于韩父，老人有权居住，希望她可以为老人安享晚年作出让步。通过真诚沟通，最终二儿媳答应不再与老人因房屋问题起纠纷。

谁知，大儿子的态度却让我们始料未及。“这么多年，他们心里只有老二！”大儿子愤愤不平，不是直接挂断电话，就是将我们拒之门外，甚至抛出一句“赡不赡养老人，是我个人的事，与检察院有什么关系？”

原来，大儿子对父母积怨颇深，认为自小父母就过度偏袒二儿子，自己一直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照顾，现在父母却要让他来赡养，这不合情理。而韩母对大儿子的这个“心结”只字未提，一再强调二儿子已故，按照农村的传统习俗，两个出嫁的女儿不应承担赡养娘家父母的义务，自己和老伴只有大儿子可以依靠。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上互不相让，谈话和沟通总是不欢而散。

看到老人眼含泪水，我深知亲情破裂带来的伤痛一时之间难以愈合。我告诉韩母，检察院有支持起诉职能，如果大儿子拒不赡养，检察院可以依据二老的申请帮助和支持二老向法院起诉，要求大儿子履行应尽的义务，但是韩母有些犹豫。

是啊，如果一家人对簿公堂，那还如何重拾失去的亲情？当亲情因隔阂产生裂痕时，法律也许是守护亲情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检察机关在捍卫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更应该用爱浇灌当事人亲情缺失的心田。

这不是件“个人的事”

后来，老人还是下了决心，希望检察院能支持他们起诉。于是，我们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

法院受理此案后，开展了诉前调解工作，我也全程参与了调解。我坚持与大儿子耐心沟通，一次次的暖心问候让他最终放下成见。我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讲解孝善文化，唤醒他对亲情的渴望。与此同时，我也向老人释法说理——赡养老人是儿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出嫁的女儿也应自觉履行赡养义务，由此改变了老人的陈旧观念。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两位老人终于与子女们达成了调解协议：老人由两个女儿每月轮流照看，3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

“我和老伴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真的太感谢检察院了！”签署调解协议后，韩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案件虽已办结，但大儿子那句“赡不赡养老人，是我个人的事，与检察院有什么关系”的话让我久久不能释怀。这虽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反映出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农村宣讲不到位、村民对检察院的职能不了解等诸多问题。

之后，我们通过法治宣传讲座、法律咨询服务等形式向村民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与民政、扶贫等部门建立协作联动机制，与基层自治组织建立定期反馈交流机制，有效拓宽线索来源，对已办结案件定期跟踪回访。

近日，当我再次踏进韩女士父母家时，原先破败的小院整齐了不少，角落里还多了一棵小树苗，二老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韩母说，大儿子在逐渐改变对父母的态度，虽然每个月只需支付赡养费，但也开始试着学习关心父母，他们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村支书也说，通过以案释法，村民们现在也意识到赡养老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道德层面的事，更是涉及法律责任的事。

在便民服务点工作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检察官不是法律法规搬运工，而是要在发挥法律法规刚性约束作用的同时，深挖违规违法行为背后的人情冷暖，用柔情敲开当事人“心门”，架起与群众沟通的“连心桥”，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法规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讲述人：山西省侯马市检察院任育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