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我的气消了，也不想再闹了。”在江苏省常熟市辛庄镇一个农家小院里，申请人张大爷对我说出这句话时，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疑云：调解过程有没有违反程序？

58岁的张大爷在苏州市相城区一间家具公司从事木工工作。2021年3月9日，因在工作中手部受伤，张大爷在家里休养了3个月，但公司既没有给他付医药费，也没有付工资。万般无奈之下，张大爷委托孙律师替他打官司。孙律师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家具公司与张大爷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请求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合计8.25万元。

2021年5月25日，劳动仲裁部门支持了张大爷的请求。家具公司不服，向相城区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调解，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协议：家具公司一次性支付张大爷5万元，包括所有的未付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医疗费以及工伤保险待遇。

但该协议并没有得到张大爷的认可。“那次是律师替我去调解的，仲裁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公司应该给我8万元，怎么到了法院却变成了5万元？我不能理解……”

2021年12月17日，张大爷来到相城区检察院申请监督，希望检察院能够监督法院撤销调解书。

听完张大爷的陈述，我产生了诸多疑问：调解过程有没有违反程序？律师是不是违背了张大爷的意愿呢？

调查：申请监督理由不成立

我随即查阅案卷，仔细审核庭审细节，发现张大爷本人确实没有出庭，他委托了律师参与调解。于是我联系律师询问庭审过程。孙律师告诉我，按照法律规定，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的前提是需要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家具公司与张大爷没有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因此他也替张大爷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向家具公司申请了双倍的金额。

“仲裁之后如果公司没有向法院起诉，我会让张大爷去做工伤鉴定，然后再起诉赔偿。按照正常流程，我们应该可以拿到更多的赔偿款。但是家具公司起诉了，法院组织了调解。”孙律师补充道，“在调解过程中，家具公司负责人刘某给张大爷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是同意以5万元调解的。”

我随即询问张大爷，但张大爷却说调解内容不是他的意思。到底是谁在说谎？

于是，我又找到刘某，详细询问调解的全过程。刘某非常肯定地说：“张大爷的律师在庭上不同意调解，我就打电话给张大爷。我们在电话里说好的，他本人都同意的，然后我和他的律师才分别签字确认。”

“有没有证据呢？”我追问道。这时，刘某从手机里找到了一段录音，录音里张大爷明确同意了刘某的赔偿金额。至此，真相水落石出。张大爷认为调解违背了他意愿的申请监督理由显然不成立。调解书生效后，他应当遵守调解协议确定的内容。

听证：“你们调查得真细致，我心服口服”

我再次联系张大爷，就调查取得的证据对他进行了说明：“大爷，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了自愿原则。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只能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张大爷在电话里不服气地讲：“我后来想想5万元实在太低了，刘某怎么也应该再给我点补偿的。”听到这话，我觉得需要耐心地和张大爷释法说理。刚开始，张大爷的情绪还有些激动，但是听我说考虑到他年纪大、腿脚不便，检察机关想就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组织一次公开的上门听证时，电话那头的张大爷口气一下子就缓和了：“那我这几天就在家里等你们来。”

一张八仙桌，四条板凳。今年5月27日，在常熟市辛庄镇一个农家小院里，一场特殊的听证会开始了。其实我能看出来，见我们真的上门听证了，张大爷因案件所生的不满情绪已经消解了大半。

在一个小时的听证会上，我逐一出示了经调查取得的证据，并耐心听取张大爷的意见。张大爷听完刘某提供的录音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道：“你们调查得真细致，我老汉没话讲。”听证员也就案件的办理情况、申请人的现实困难等进行了提问。

“现在手恢复得怎么样了？还能做木匠吗？这个案件结束了，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啊。”听到我关心的话语，张大爷的情绪逐渐平静。“你们检察机关不支持监督申请的理由我心服口服，我不闹了。”张大爷说。

我们虽然并没有支持张大爷的监督申请，但是得到了他的理解，也很好地解开了他的心结，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第一次上门听证，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也感到很高兴。

（讲述人：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尤萍 ）